当催收全面爆发，他们才知道，他们不还钱，是需要承担后果的。借款时对风险和责任充耳不闻，债务发生时，却指望社会出手相救，减免债务，这似乎是弱者的强盗逻辑。“此时出手，定会助长他们赖帐逾期的士气，对于借款平台而言一定是致命打击。”多名借贷平台从业者，也站在李晓炜这一方。

对于借款平台来说，他们一旦打开“救助”的口子，意味着绝大部分正常借款人，也会拿“没有还款能力”作为借口，拒绝还款。

“如果人人都按时还款，借款平台靠什么赚钱？逾期、滞纳金才是利润源头。” 也有从业者表示，利润结构，也让平台怯于出手。

当一些极端事件发生时，借款平台方往往选择公关途径，息事宁人。但，另外一些从业者对这个群体的大量爆发，心存忌惮。

“现在不救，等着悲剧大面积发生，负面效应引发监管一刀切，岂不是毁掉整个行业？”某消费金融平台的负责人林源峰称。

在林源峰眼中，在这条产业链的形成，并非完全是借款人的“贪欲”，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，推波助澜。

“因此，当危机爆发时，平台和社会，都有责任收拾残局，”林源峰称，这些人群的放任，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
03 挣扎求生

债奴们正在试图自救，用自己的一套方式。

徐佳妮正在剑走偏锋，以暴制暴。她网上购买了“呼死你”软件，反过来输入催收号码，“让他的手机号码直接报废”。在一个“反催收”的群里，领头的负责人小欣，却一直在反对“以暴制暴”——这会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，“不能本质上解决问题”。小欣提出，自救的第一步，是不再借新还旧，停止债务堆积。

第二步，就是和平台谈判。

小欣会收集一些平台过激的“暴力催收”证据，和平台谈判，“态度诚恳地表示，钱我会还，但希望减免高额的滞纳金，并停止暴力催收”。小欣发现，当大家心平气和坐下来后，是有谈判空间的，“有些平台，甚至同意他先还其他平台，半年之后再还他们的。”

除了自救，向外界寻求帮助，也是他们多次尝试的方式。

但小欣发现，通过法律解决很难走通。律师对于这类借款人，并不乐意接触。某律师透露，他们要接这样的官司，一般要预先收取数千元代理费，同时还会从“能够减免的逾期费”中，提走一半当做佣金。

“大家就是还不上钱了，才找律师，要支付代理费，还要支付减免费用的一半，这不白请律师了吗？”小欣也曾咨询过律师，发现他们一般都不接，“除非十个借款人一起起诉”。

这意味着，起诉成本太高，时间周期太长，一般的借款人根本无力承担。另外，平台都是久经沙场者，对于法律漏洞，早就摸得门清。

2015年8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。

尽管国家将年化率高于36%定为“高利贷”，高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，但很多平台将利息变换名目，换成服务费、管理费、保证金等。

“这些费用，都不能算作年化率，” 芜湖市维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佩璇称。也就是说，法律给出的答案，几乎是“此路不通”。

法律失效后，借款人最后的希望，寄托在“监管出手”上。

在韩国的信用卡危机的事件中，政府就曾扮演一个“施救者”的角色。1999 年，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，百废待兴时，韩国政府为了激活经济，鼓励银行尽可能多发信用卡。一时间，首尔街头充斥着信用卡发行商，对大学生、失业者等等都来者不拒。4年之后，这场虚假繁荣的泡沫，“砰”地戳破。

最开始，是负面新闻的全面爆发，许多家庭因积蓄耗尽而破裂，犯罪和卖淫现象剧增。

极端案例也开始出现——一名34 岁的韩国主妇因不堪债主催讨，从高层公寓中将3 个孩子推下去，自己再纵身跃出。

一时间，400万信用卡用户集中“破产”，韩国沦为“破产社会”。

为防止社会动荡，韩国政府别无选择，只得介入，出面成立了“信用恢复委员会”。

这个组织每天接纳数万人申请，负债人一旦通过面试，就可获得部分滞纳金减免。此后，借款人只需定期向组织还款，不用面对多家金融机构的催收。

在美国，有类似 “逾期者互助组织”的第三方机构，帮助用户走出债务黑洞。

互助组织会帮客户计算，每个月除去正常花销之后的还款能力，再去主动和借款机构谈判，每家每月少收点利息，甚至扣除利息。

这些机构，都曾帮助国家，从集体爆发的债务危机中生还。

在中国，这样的苗头，才刚刚呈现。一些革新的催收机构，会扮演“平衡器”角色，帮助欠款人和平台谈判，减免一些费用。一些公益组织机构也开始出来发声，只是目前声音还过于微弱。至于监管和法律，还在原地踏步。

“这个群体还没有自我觉醒，缺乏基本的金融教育和常识，有太多人性的劣根性作祟，”小欣称，这个人群还需开化。

“行业草莽发展一段时间后，必然会有人站出来，乱中建序，拯救行业，” 林源峰称，这可能是行业自律，也可能是政府监管。

救还是不救？这不是一个无解难题，只是需要，找到人性和利益的平衡点。（钛媒体）